计——头发花白的李大姐和沉默寡言的张会计。
李大姐戴着老花镜，布满皱纹的手熟练地拨弄着那架油光发亮的旧算盘，算珠碰撞的节奏沉稳而有力，仿佛在敲打着时间的鼓点。
张会计则负责复核，拿着铅笔在草稿纸上飞快地记录着郑瑜和李大姐计算出的每一个中间结果，不时低声交流确认。
郑瑜看着这个数字，心头沉甸甸的。
想起邱镇长那严厉的“只限化肥款”的条件，又想起江书记那孤注一掷的眼神。
她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好，就按这个数。现在，我们开始核算采购成本……”
凌晨三点，江昭阳办公室的灯光下，他终于放下了沉重的钢笔。
报告在经历了无数次推翻重来、字斟句酌后，终于告一段落。
手腕酸痛得几乎抬不起来，指尖因长时间用力握着笔杆而微微凹陷。
他合上厚厚的报告，封面上那两个力透纸背的大字——“紧急报告”——像烧红的烙铁一样灼烫着他的视线。
他缓缓地、几乎是带着一种仪式感地翻开报告的第一页，目光扫过那些因反复修改而显得有些凌乱、却又异常沉重的字句。
每一行，每一段，都清晰地指向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这是他亲手书写的，一份足以彻底终结他政治前途、甚至可能让他身陷囹圄的“罪证”。
然而，就在这深入骨髓的寒意的包围中，一种奇异的平静却在他心底深处缓缓漾开。
因为他知道，自己做了该做的事。
不是为了头上的乌纱帽，不是为了仕途坦荡，只是为了这琉璃镇几万双期盼的眼睛，为了那些在暴雨中煎熬、在泥泞中绝望的土地，为了一个农耕者本能的、对土地和丰收的敬畏与执着。
他揉搓着酸涩胀痛、布满血丝的双眼，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缓缓地走到窗前。
冰冷的玻璃沾染着手心的汗渍。
窗外的世界依旧被浓稠的黑暗笼罩，只有路灯在积水中投下晕黄摇曳的光斑，以及在雨幕中影影绰绰的树影。
这场雨，仿佛抽走了天地间所有的色彩与生机，只留下无尽的灰暗与沉重。
望着这无边的雨夜，他的思绪却不由自主地飘回了今年修堤坝的艰难时刻。
江昭阳清晰地记得，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农，事后紧紧抓着他的手，老泪纵横：“江镇长，多亏了你们啊！这堤坝要是垮了，我们村就全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