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营利的私立医院——主导20世纪20年代美国医院体系的，是私立的非营利性医院——但非营利并不代表不赚钱。
这个“非营利”的性质，在美国高度市场化的医疗体系中被“异化”了，反而成了推高医疗费用的独特驱动力。
简单来说，“非营利”指的是医院在财务上不向股东分红，所有盈余必须再投入到医院的发展、科研或社会福利中，但这并不妨碍医院通过高昂的定价、强势的合并，来赚取巨额收入。
因为不向股东分红，所以乔·纽森得以将绝大多数资金塞进自己腰包或用于扩张医院规模。
圣玛丽精神病院乃医教研一体化的综合性病院，在积极收治病患的同时，努力钻研最前沿的精神治疗技术。
一战结束后，大量罹患炮弹综合征等ptsd症状的老兵复员——这成了圣玛丽精神病院的第二波发展风口。
在乔·纽森的大力推动下，圣玛丽精神病院收容了不少在战争期间遭受精神创伤的老兵，迎来了一波高速发展期。
一手握着巨额资金，一手攥着在精神医学领域作出巨大贡献的多篇重要论文，乔·纽森成为了旧金山的顶流医生/学者/显贵。
更重要的是，多年的从医生涯，使他结识了不少上流人士——甭管是在哪个年代、哪个地区，人们都乐于跟医生交朋友。
在积累了可观的财力和人脉资源后，他于10年前弃医从政，投入了民主党的怀抱。
在当前年代的美国，弃医从政不仅十分常见，甚至可以说是一条相当常见且被社会认可的精英发展路径。
这一现象背后，是当时美国医生社会地位正经历剧烈转型的时代背景。简单来说，就是“高地位”与“高权威”让医生转型为政治家显得顺理成章。
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行医在美国并非一条光鲜的职业道路，但到了20世纪初，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首先是权威的确立——随着科学和医学技术的进步，医生的专业权威空前提高，成为了备受信赖的“科学代言人”。
在此基础上，医生的社会地位飞速跃升，医生群体通过美国医学会等组织建立了行业垄断，成为了一个拥有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威的精英群体。
渐渐的，既有地位又广受尊重的医生们已不再是只负责治病救人的角色，开始积极介入公共卫生、社会改革甚至国家政策的辩论。这种“社会医生”，为他们从政铺平了道路。
乔·纽森便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