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讨来的无本盐引却被大量支取。
如此一来，食盐专卖的利润也大幅缩水。
原本应该归国库的收入，都落进了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们的口袋里。
为了维持国库，叶淇无奈之下，只能废除开中法，转而让商人直接向户部缴纳银两，换取盐引。折色法在短时间内，确实遏制了盐引滥发的问题，也大大充实了国库，使得太仓银累至百余万，纾解了朝廷的财政困境。
但它对边镇经济生态的破坏，却远超过其带来的好处。
伴随着开中法废除，大量商人从边疆撤走，边境的经济发展遭到了沉重打击。
没了商人往来，各种生活物资的价格也随之暴涨。
到嘉靖初年为止，边境米价从原来的每石三钱，暴涨到了每石五两银子一一足足涨了十几倍之多。老百姓无力承担高昂的生活成本，只能纷纷内迁。
据《明世宗实录》记载：
“辽东屯粮，国初七十余万石，嘉靖元年实征仅二十七万石；”
“屯田荒芜者十之七八，卫所军丁逃亡者过半，军储匮之极矣。”
而折色法增收的白银，也很快会以数倍甚至数十倍的规模，投入到边饷的窟窿中。
庞大的军费支出，让大明本就脆弱的财政苦不堪言。
朝廷无力承担，只能不断削减军费。
而这些本就不多的军饷还会被层层克扣，最终落到底层士兵手里十不存一；
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兵丁们只能选择逃亡，或者哗变讨饷。
弘治末年，仅甘肃一个地方，兵丁的逃亡率就达到了近四成。
甚至有的人刚到地方，转头就立马开溜。
这一现象直接导致了明军战力急速下滑，为了提高战力，大明只能改用募兵制。
募兵制一开，中央财政从此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嘉靖以后，九边年例成为常态。
到万历末年，仅一个辽东战事，每年就要吞噬四百至七百万两白银。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即便崇祯拚命加派三饷，竭泽而渔地搜刮民脂民膏，依然填不满边镇的无底洞。
财政崩溃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盐法改革，正是这场财政崩溃的起点。
叶淇变法的初衷，或许只是为了解决盐政的弊端。
但它带来的连锁反应，却将九边重镇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