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面上的女真战略讲完了，但一些女真方面的细节却仍需要朱由检最终决断。
于是大会开完，朱由检便拉上几个人，转到偏殿来做一个简短确认。
这也是保密条例这个新法推行后，逐渐形成的工作模式。
保密这个事情，在大明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军国大事，死生之地，其机密之重要性，满朝文武谁都懂。
但坏就坏在大明这独特的风宪体制，正是通过以小御大，来保持言路畅通，以避免皇帝被大臣欺瞒。这一套祖宗家法，始终在强力推动着政务的公开化和透明化。
一份奏疏，从上了通政司开始，就要传抄六科给事中。
皇帝的朱批，又要经过内阁票拟、六部覆核、给事中抄收。
理论上讲，努尔哈赤或者黄台吉，只要能够在京师成功收买一个六科中的抄写书吏，就能把大明朝堂上发生的每一个细节，看得清清楚楚。
即便收买不了人，光是看那公开发行的“官方邸报”，也能把朝廷的动向猜个九成九。
在这种畅通的舆论环境下，任何一个人，无论他是高高在上的六部侍郎，还是刚进国子监的监生，甚至是武学里大字不识几个的武生。
只要他愿意，只要他胆子够大。
他就能根据这些公开信息，上疏对朝廷的任何一项决策指手画脚，喷得唾沫横飞。
但军情问题仍在，自然就延伸出对应的方案。
那便是一切机密之事，督抚在前线自理，只通过私人书信，与京中阁臣单线联络，从而避免军情泄露。对于朱由检来说，他理解这种体制的初衷是监督。
但他实在忍不了这种儿戏一般的做法。
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急，得像炖肉一样，小火慢炖。
真要一刀切下去，立马就会站到所有文臣的对立面，被那铺天盖地的舆论唾沫星子淹死。
万历年间的“邸报风波”，高时明在他登基第六日，就和他说过了。
朱由检后来特意让人翻出了当年的卷宗，从头到尾细细看了一遍，这其中群臣的立场之一致，看得他心惊肉跳。
所以，他选择了“温水煮青蛙”。
第一步，利用“秘书处”这个新机构，推动“项目会议讨论制度”。
他把决策过程碎片化，分散在动辄十几次的大会、几百人次的小组会里。
这么多会议，这么多口水仗，总不能每一句都写进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