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也大。我有个感觉啊，”老人眼中闪烁着洞察世事的光芒，“也许未来，严肃文学的读者和市场，会更多地让位给通俗文学。这是时代的变化，也是阅读趣味的变化。”
他话锋一转，带着殷切的期望：“所以，你在通俗文学这条路上走下去，是对的，是大有可为的。但是，司齐啊，”巴老的声音放缓，“别忘了你的老本行。”
……
茅盾文学奖的桂冠，终究还是改变了一些东西。
在一些自诩“坚守文学纯粹性”的小圈子里，司齐的获奖，尤其是以《大明王朝1566》这样一部与正史出入颇大、且被部分人诟病“历史观存疑”的作品获奖，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有人私下议论，认为这是评委会“平衡”或“鼓励创新”的结果，甚至暗指其得益于某种“运作”或“时势”。
更有些人，对司齐近年来在通俗文学、影视编剧领域的巨大成功本就心怀微词，视其为“文学向商业的妥协乃至堕落”，如今他的作品获奖，仿佛坐实了他们的某种偏见——“看，连茅奖的评判标准都开始向市场、向大众小说家倾斜了”，“司齐的路子，终究不是正途”。
这种议论不会见诸报端，却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媒体上的报道更是热闹非凡，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景象。
一大部分媒体，尤其是主流大报的文化版面和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刊物，对获奖作品进行了隆重而深入的报道。
对《大明王朝1566》的评价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茅奖肯定《大明王朝1566》：一部重构历史想象力的史诗”——《中华读书报》。
“司齐的历史叙事：在权力迷宫中叩问人性与制度”——《文艺报》。
“虚构的‘改稻为桑’，真实的历史困境——《大明王朝1566》的文学突破”——《文学报》。
……
这些报道不吝赞美之词，从文学结构、思想深度、人物塑造、叙事创新等多个角度，将这部作品置于当代文学史的脉络中进行阐释，认为其获奖是“对历史小说创作疆域的重要拓展”，是“对作家深邃历史洞察力和卓越艺术虚构能力的双重肯定”。
然而，另一些媒体，特别是某些风格犀利、以“独立思考”标榜的评论版块或文化周刊，则发出了截然不同的声音。
它们在报道获奖事实的同时，将更多的笔墨投向了“司齐现象”的争议性：
“茅奖新贵司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