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正确的策略。
如果说这其中有什么‘算计’，那也是为了在恶劣的内部政治环境中，保护正确的事物得以生存和发展。
事实证明，我们成功了，我们清除了内部的害群之马，保住了执行策略的权力，并最终为花旗带来了362亿美元的回报。
我认为，在那种情境下，这是最优的，也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约翰·里德的这番解释，将一场可能被解读为“内部阴谋”的事件，重新定位为“在恶意攻击下的正当防卫和战略反击”，并且将其与“保护正确投资策略”这个更高的集团利益目标紧密绑定。
他坦承了“策略性”和“目的性”，但强调了其“基于事实”和“合乎规则”的底线，并将林浩然的角色定位为提供“战略思路”的智者，而非具体操作的指挥者。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落针可闻。
董事们被约翰·里德这番坦率到近乎惊人的陈述震住了。
他们需要时间消化这其中的信息量，原来当初那场看似简单的“构陷与反构陷”背后，竟然隐藏着如此深层的战略考量和对集团未来方向的博弈。
沃尔特·瑞斯顿的脸色变幻不定。
他既震惊于约翰·里德和林浩然当初的“谋划”，又不得不承认，从结果来看，他们成功了，而且成功了两次，既清除了理查德·米勒，又赢得了这362亿。
在残酷的商业世界里，结果往往就是最好的辩护。
更何况，如果没有前瞻资本这个盈利，那么花旗银行的财报会是多么的难看？那些董事的指责会是多么的难听？
甚至，他这一世英名，都败在这突如其来的股价大跌之中。
作为花旗董事长，他就是这笔亏损高达五亿多美元的最大责任人。
而如今，前瞻资本的盈利，何尝不是在挽救他呢？
良久，沃尔特·瑞斯顿长长地叹了口气，那叹息中充满了疲惫和一种认清现实的无奈。
“约翰，你让我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为了认为正确的事情，也敢用一些非常手段。”他摇了摇头，似乎不想在这个话题上深入，“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重要的是现在和未来，你为花旗赢得了这362亿，这就是最大的功绩。”
他这句话，等于再次为约翰·里德过去的行为定了性：功大于过，不予追究。
其他董事也大多露出了释然或默认的表情。
在辉煌的战绩和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