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对于钟山来说大约是最忙碌的一年。
在北京人艺，他接连创作了三部话剧、一部电视剧，在他的操持下，音像出版社和电视部都取得了大踏步的发展。
不过要算到稿费，三部话剧加一部电视剧，也不过给他带来了3000多元的收入。
相比之下，给北影厂写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两部电影剧本还拿到了4000多元。《鬼吹灯》在大陆以及香江的连载，加上各种书刊的单行本收入，也拿到了几十万元。
但这些稿费相比地平线电影公司的收入，自然是小巫见大巫。
眼下，地平线电影公司已经接连拍摄了两部作品，一部《僵尸先生》总计票房910万美元，公司实际收入2400万港币；之后又拿出600万港币拍摄《尸叔》，这一次收入还会更高，估计怎么也有两千万港币。
也就是说，短短一年时间，电影公司的净利润已经接近三千万港币，折算成美元也有将近400万美元。
与之相比，来自美国的收入同样丰厚。
三大剧目在百老汇接连上演，除了给钟山带来了巨大的名气之外，票房分成收入同样不菲。
仅仅是音乐剧《花木兰》，一年的票房分成就足有60万美元；稳扎稳打的《糊涂戏班》，也有30万美元之多；而分成更高的《死亡诗社》上演一年，更是给钟山带来了超过80万美元的巨额收入。
再加上花木兰电影百万美元的版权收入，不知不觉间，钟山的资产竟然已经朝着千万美元的大关迈进。
如此大好的形势，让钟山晚上忍不住抱着怀里的刘小莉来了一番盘肠大战。
第2天上了班，钟山的第1件事就是去找于适之销假。
伸手接过假条，于适之看了他一眼，笑道：“你小子故意跟院里藏拙是不是？”
钟山有些意外：“院长，您这话从何说起呀？”
于适之看了他一眼：“好好的一篇《大红灯笼高高挂》，你不往《人民文学》上发，怎么就发到《青年文学》上了？”
这话说完，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青年文学》拍在桌子上，“要不是你这篇文章被文艺报点了名，我可都还蒙在鼓里呢。”
“啊？”钟山一愣，“怎么点名了？我都不知道啊。”
于适之看钟山不似作伪，干脆打电话从阅览室要来一份文艺报。
“你看看。”
《文艺报》虽然叫做“报”，但实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