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中旬，天气渐渐温热起来，三楼的小剧场由于位处顶楼，又在西首，所以很快成了整个首都剧场最温暖的地方。
习惯了在凉爽的排练室里工作的林钊华已经热得穿上了夏天的短袖衬衫。
不过他依然感觉非常满足。
如今《我们俩》的排练工作进展顺利，更重要的是，他终于不用亲自拿着五节电池的大号手电筒做追光了。
自从钟山搞定了志愿者团队之后，每天都会有几名各学校话剧社的学生源源不断来到排练现场。
在傅唯博的安排下，他们不是作为装置组给舞台搬运东西，就是充当人肉追光灯现场打光。
一开始傅唯博和林钊华还有点担心学生们干杂活不乐意、闹情绪。
不过他们很快发现，只要按照钟山的叮嘱，平常跟他们聊一点人艺的幕后故事，或者带他们去后台、化妆间走一走，随便看到几个《茶馆》、《天下第一楼》演员的面孔，这些学生干活就嗷嗷有劲儿。
到了后来，有些大学牲干了一天还恋恋不舍，追问傅唯博明天还不能来。
傅唯博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幸福的烦恼。
这天傍晚，结束了一天的排练，林钊华站在三楼窗户旁，望着楼下成群结队的“大学牲”们，随手点了支烟，抽了两口，忽然闭上眼一声叹息。
“哎，夕阳无限好啊，可惜……”
一旁的围脖哥适时捧哏，“怎么说？”
“可惜钟山看不见啦！”
“瞧你这话说得！”
傅唯博吐槽道，“人家是出差了，又不是死了！”
……
此时的钟山还在南下的京沪直达快车上摇摇晃晃。
1981年的硬座火车毫无体验感可言，但换个角度来说，其实体验过于丰富了。
塞到溢出的行李架，四处招摇的手巾板，隐约的鼾声和孩子的哭闹……永远拥挤的硬座车厢里，或站或坐的人们挤成一团，连过道的影子都看不清。
日落时分，车厢的每一扇窗户都开到了最大，凉风带着田野的泥土气味冲刷着车厢里的每个角落，让人们的鼻腔总算舒适一些。
此时的钟山正跟杨立辛、童超、朴存昕四人在车上打牌。
从燕京跑到终点站沪上，这趟旅程足足需要将近22个小时——如果居然没晚点的话。
如果再没有点儿娱乐活动，根本熬不下去。
“三个a，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