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看画的那些人，在看到大林的这幅《捉泥鳅》，觉得画得好、画得像的同时，又隐隐约约觉得这画好像和他们看到过的画，都不一样。
这幅画现在还在，如果现在你有机会看到它，再把它和同时期的那些油画做比较，就能发现，区别是那么明显。
那时的美术作品崇尚的是“革命美学”，画面里的每个人物，不像是从日常生活中移植过去的，而是像在舞台上的亮相，有追光灯在追着他，他必然会摆出一个最佳角度的造型。
潘嘉峻的《我是海燕》里那个女架线员，即使披着雨衣，在狂风骤雨中，爬在电线杆上，拿着话筒在试电话线有没有接通，她在暴风雨中叫着“我是海燕”时，她的脸上仍然带着轻松愉快的微笑，脸色依然是红润的，好像刚涂了胭脂。
陈逸飞和徐纯中画的抗洪英雄金训华，即使在洪水中，也仍然会摆出一个类似《红灯记》里，李铁梅高举红灯的造型，以表达他的无所畏惧。他在洪水中，衣服很整齐，里面穿着白衬衫，两只手腕上的袖子，也挽得整整齐齐，看上去那些洪水，都是虚拟的。
而在所有画面中，不管是珍宝岛的战士，还是洪水中的金训华，或者是暴风雨中的女架线员，脸上身上都不许有污垢，一律都是红光满面，要不是他们的背景告诉了你们他身处在何地，你根本看不出他们是在战斗中，是在和洪水搏斗中，是在狂风骤雨中。
那个时候，大家普遍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像老严他们睦城搬运队的搬运工人们，夏天主要是光膀子，即使穿着衣服，那衣服也是破烂不堪，谁会穿着一件新衣服去干体力活？
但在“红光亮”的美学原则指导下，这些油画里的人物，不管他在干什么，穿着的都是新衣服，光膀子那更是不允许出现的。
陈逸飞和魏景山的《开路先锋》里，那些筑路工人，在现实中他们的穿着肯定和老严他们一样，但在画里，他们不仅穿戴着整洁的衣服和帽子，最中心的那个扛着重荷的筑路工人，不仅一件黄色的背心锃亮，连挂在脖子里的毛巾也是雪白。
何绍教的《学耕》里，女知青在水田里跟着一位睦城的大嫂学耕田，她身上穿着一件崭新的白衬衫，就连那位农村妇女，也一样衣衫整洁，围着的也是一块新围裙。
她们即使在水田里干活，也不会像大林这幅画里的细妹和磕了磕了响一样，脸上身上都沾满泥巴，她们的农活真是轻松，充满了浪漫和诗意。
但实际上，在睦城的街上，你都很难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