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的意识流写法，国内主要是现实主义。
意识流或者是魔幻现实主义等写法的传入，会给国内的现实主义创作带来冲击，融合产生我们的‘新现实主义’。百齐放，多种写法没什么不好的。不过我觉得，现实主义的写法是一定要坚持的，别为了搞意识流，搞魔幻脱离了现实主义。
要在坚持现实主义，坚持文学为了人民的基础上，去搞兼收并蓄。不能单纯为了‘新’，就去搞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刘一民说完，蒋子龙立即表示赞同：“一民说的有道理，我们不管怎么走，都要走在主路上。人民文艺作为国刊，要起到表率作用。”
“我也赞同，文学还是要有责任感、时代感和使命感，我们要让我们的作家知道，他们的每个字的影响都很大。”崔道逸说道。
王濛点了点头也表示同意，接着谌容也开始讲自己的想法。整体上看，都是要求坚持现实主义，也有人要求杂志侧重鼓励新的写法，提高文坛的活性。
编辑部的会议开了三个小时，中间休息了十分钟，最后形成了一份新的编辑方针——坚持现实主义的主要编辑基调，加强文学和时代、国家、人民的联系。在此基础上吸收新题材作品，兼容并蓄。对于新作者，要加大挖掘和培养力度。
散会后，刘一民见到了王濛调来的头号大将朱伟（莫演的编辑）。
“刘一民同志，前段时间我在《中青报》工作，可惜您眼里只有于佳佳同志，以后我就在《人民文艺》工作了，如果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希望您多多批评指正。”朱伟握着刘一民的手，激动地说道。
“朱编辑，编辑你们是专业的，我是个外行不好插手，做点整体的工作还行。”
聊了几句，刘一民和蒋子龙去外面吃饭，聊到了杂志和编委会的矛盾问题。
“对于杂志来说，越是新的，越是能引起轰动的作品才能够体现出在文坛中的引领作用。为什么《收获》他们地位高，因为他们可以发表很多‘新’东西，但这些东西就是好吗？那不一定。
这也就是编委和杂志实际运行的矛盾，我们认为的‘好’和杂志认为的‘好’是有区别的。”
用后世的‘讨论度’作为标尺的话，就更容易理解一点，‘劲爆’的比‘稳重’的内容讨论度高。
蒋子龙的话说明了为什么在八十年代中期一些杂志热衷于发表‘先锋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炸点”多。
“有缰的野马比脱缰的野马好很多。”刘一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