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时代洪流下，个人命运被揉碎在“战争创伤”“阶级隔阂”与“时代转型”的阴影里。
他们的爱情始于文工团的红绸与军歌，终于退伍证与城市霓虹，那些没说出口的“再等等”，最终都成了“来不及”。
198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与“计划经济”的转型期，就像《芳华》里文工团解散后，每个人都在寻找新的出路。
李小曼后来进了电视台，成了《生活之友》栏目的主持人，每天对着镜头说“今天教大家做西红柿炒鸡蛋”，穿的西装套裙是从广州进的新款，手腕上戴着上海牌手表。她成了“城里人”，说话带了点播音腔，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在猫耳洞外哭鼻子的文工团小丫头。
古大强呢？他在村口开了个修鞋铺，修鞋机是用退伍费买的，鞋摊上总摆着一只搪瓷缸，缸里插着针线。他还在补鞋垫，只是再也没绣过“平安”二字。一年秋天，他在镇上的供销社看电视，屏幕里突然出现李小曼的脸，她笑着说“接下来为大家播放一首老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后来有人从城里来，说李小曼要结婚了，新郎是电视台的导演，家里有两套房子。古大强没说话，只是把那只红绸鞋垫从箱底翻出来，放在修鞋机上，阳光照在褪色的红绸上，金线的痕迹还在，却再也亮不起来。
他想起1978年新兵入伍时，李小曼在月台上对他说“我等你回来”，那时的风是暖的，火车的汽笛声是甜的，他以为他们会像红绸与钢枪一样，永远绑在一起。
可他忘了，时代会变，人也会变。李小曼在城市里找到了新的“芳华”，而他还困在1979年的猫耳洞里，守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
他们的分离，从来不是谁负了谁，而是许成军书中那句残酷的真相：“一个始终不被善待的人，最能识别善良，也最珍惜善良；可当善良遇上现实，往往只能笑着说再见。”
红绸最终成了旧物，芳华散在了风里。
古大强后来在修鞋铺的墙上贴了张报纸，报纸上有李小曼主持节目的照片，他每天修鞋时都会看一眼，却再也没提起过“李小曼”这三个字。
没有眼泪，没有挽留，只有一句“我们都好好的”。
与终身不婚，一辈子守着思源小学的林春燕在时空上形成了二元对立。
虽然狗血，但这是现实。
许成军看着许晓梅泪眼婆娑的样，有心给这傻妮子上一课。
于是，他用还没在书中写下